道德挟持，恐怕不应是此次巴比组合的真正意图。西方慈善盲目崇拜，又仿佛是国人的倒退。

　 近日有消息称，沃伦·巴菲特将联袂比尔·盖茨将于9月底来华，游说中国的新兴巨富们加入“慈善联盟”。针对这个新闻，媒体上大多充斥着悲观的预计。例如，北京市慈善协会海外名誉会长李春平就表示，此次“巴比”来华“很可能无功而返”。更有媒体称，中国富豪们毫不积极的反馈让“巴比”不得不承诺，在晚宴上不会给中国富豪们带来捐献上的压力。

　 道德挟持，恐怕不应是此次巴比组合的真正意图。西方慈善盲目崇拜，又仿佛是国人的倒退。很难理解的是，在此次巴比之行来临之前，在笔者看来一向客观的国人舆论，偏向性的西方慈善崇拜却被广泛地再次被提及。要知道，长达千年的中国慈善文化史实在不可被一次本着“劝善”任务的“巴比之行”全部否定。中国的慈善思想古已有之。秦时期的诸子百家对此都曾有过精辟的论述。先有老子在《道德经》中说：“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又有孔颖达疏《左传》有云：“慈者爱，出于心，恩被于业”。

　 近观当下，国人的慈善行为并不匮乏，慈善胸怀同样宽广。“光宽和慈善，不忤於物，进退沉浮，自得而已。”古人对慈善低调的阐释在当代慈善家身上同样得到了更优发挥。实际上，在时间上，中国企业家做慈善并不比盖茨晚。我们有李嘉诚基金，亦有老牛基金会；论“裸捐”，牛根生的裸捐要远早于盖茨。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民间慷慨捐赠喷发后，很多富豪进一步考虑选择设立非公募基金会方式实现公益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非凡，亦在当代中国慈善环境中成为重要一笔。

　 事实上，此次舆论对西方慈善的“偏心”崇拜，倒可以看做是对一种完善慈善生态的向往和渴望。而一种健康的慈善生态从来就不是与生俱来，更不会一劳永逸，必须仰仗制度生态才能孕育催生。与其说是要靠文化和道德的力量，不如说要靠制度的激励和法律的保障。相形之下，目下中国慈善制度生态尚未发育成熟。换句话说，盲目崇拜西方慈善的现象，不过是当代中国慈善环境落后的折射而已。

　 不得不承认的是。中国慈善环境尚处于初级阶段，慈善机构运作流程还远远不够专业和规范，且中国税收制度对富人慈善激励动力不足。而不少西方国家之所以慈善成风，正是得益于环境完善制度先进。美国于1913年开征遗产税，税率最低为37%，当遗产达到300万美元时，税率达55%。美国法律规定，建立基金会或捐献善款可以获得优惠税收，捐出的钱会在所得税中相应扣除。同时，美国还有一套相对完善的慈善基金会管理体制，保证慈善基金会的规范运作，使富人的钱能够得到合理科学的运用。美国人自己也承认，他们积极捐款既有自愿因素也有“被迫”的成分。所谓“被迫”就是指美国制定了严格的捐赠制度，这种制度“迫使”个人和企业积极捐赠。而非常严格的税收制度又迫使美国人与其挖空心思“偷税漏税”，不如乐施行善造福社会。

　 就是放在当下并不健全的中国慈善大环境来看此次“巴比”之行，如果硬要给它扣顶帽子，那么它带给中国的绝不是一次慈善再教育，而应是一次国人对我国慈善环境以及文化的重新审视和催发。当年，福楼拜一本《情感教育》催醒了当下的法国整个上流社会，且不留一丝情面。缺失先进慈善制度的我们，确实需要这样一个外力激发。然而，人是具有丰富情感活动的生命个体，仅依靠一次简单的慈善教育活动如果只注重传授技能，忽视人的精神成长，就是“目中无人”的粗暴教育。而目前，中国慈善家必须面对的是，如何推展国内慈善的情感教育。我们可依靠的不是外国的慈善经，更不应指望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的“慈善晚宴”。中国需要的是更多的老牛基金会，更多的实在的慈善行为集合成慈善力量来引领国内慈善精神层面的提升，丰满国内亚健康的慈善环境。

　 当代中国的慈善事业虽然起步较晚，但肩负着历史重任，而且任重道远。但因一些有慈善胸怀的慈善人士存在，我们可预期中国慈善健康的明天。当第一个每年仅留下部分红利养家糊口的“裸捐”人牛根生将中国慈善成为了慈善事业，当更多企业家开始愿意将慈善当做一项事业来经营，更多优秀的年轻人更愿意投身公益事业的时候，“捐”不再是一个动词而是一个持续行为，这才是属于国人自己的慈善情感教育，值得鼓励和支持。